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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简单的比较是,16~19世纪英国的跨国公司必须要有自己的军队,而20世纪美国的跨国公司则不需要自己的军队,但必须雇用许多律师。这就是我们今天生活的世界,它使外贸交易成本极低、出口市场容量极大。只有在这种世界中,才会出现中国自1978年以来这么快速的增长。这种世界给我们什么启示呢?空调技术和交通技术也使我们的食物结构不再受季节和地理位置的限制。南方人不用等到秋天、冬天才能吃到苹果,北方人也不用等到夏天去了广东才能吃到荔枝。1986~1990年我在耶鲁读书期间,有一位广州来的同学,他每次拿起苹果就流泪。因为在20世纪80年代初的一个夏天,他母亲生重病住院,一天突然间她只想吃苹果,而且非要吃不可。他这个孝顺儿子在大夏天,跑遍整个广州城都没能找到苹果。这件事给他留下了一辈子的遗憾。可是,在今天的中国,不要说在广州,就连全国各地的小镇上,不管是夏天还是冬天,都能买到苹果,未来的孝子不用再为找不到苹果而痛苦了。资本全球化的意义不只是在于收入增加,而且大大扩充了生活、消费的种类与空间。同样道理,汽车贷款是另一个关系消费者的重要金融证券品种,它也可减少居民的储蓄必要性,助长消费需求。1950年全美汽车贷款余额仅为47亿美元,到1960年为168亿美元,但截至1999年底则达到4679亿美元(见图2–6)。ju11net九州体育实际情况并非这样。为看到改革开放对一般人的影响,我们继续采用前面讲到的实物价值基准,比较不同时期普通人的收入高低。据《物料价值则例》记载,1769年,北京建房工人(无特殊技能)的日工资为77个铜钱,即0.077两银子,按当时物价,这相当于一天能赚5.4斤大米,5.6斤面粉,2.9斤肉,2.8斤鱼,7.3斤豆角,0.6米棉布,或者82只鸡蛋。这些数字反映240年前北京普通工人一天的生产能力,或说收入水平。

ju11net九州体育有了这么发达的住房贷款市场,美国居民当然用不着为买房而把所有的收入都储蓄下来(到2002年人均储蓄率不到4%,见图2–3),而是平均每年拿出自己收入的5%~6%来支付房贷利息。在没有为购房而储蓄的压力的情况下,消费倾向自然高,难怪美国的内需过剩、可以吸收那么多国家的出口。在今天的中国,像尚德这种规模或更大的公司有数千个,甚至上万个,物质生活状况超过乾隆皇帝、道光皇帝的个人也不少。所以,如果跟过去比较,不只是中国的经济规模、增长速度史无前例,不只是中行、工行上市融资规模破世界纪录,而且还会看到众多个人的生活条件和财富水平要比100多年前的皇帝更优越。关于世界经济秩序、IMF、世界银行、联合国,还有协调跨国贸易规则的WTO及其前身GATT等,这些国际组织的建立及其历史背景,当然不是几千字就能讲清楚的。但有一点是显然的,到1978年中国决定改革开放时,过去200年发达国家逐步建立的这些国际游戏规则不仅使中国面对的外贸交易成本大大降低,而且使世界出口市场的容量大大增加,以至于中国工厂制造多少,世界市场就能吸收多少。过去二十几年中国的成功当然主要是中国人自己的功劳,但是回想起来,中国在这些年里似乎唯一要做的就是把国门打开,打开得越多,世界经济让中国经济增长越多。

当国际游戏规则是以武力的强弱而定的时候,那种世界只能是强国的世界,海外投资和海外贸易的安全度完全取决于投资者自己或国家军队的强弱。在那种环境下,晚清洋务运动的经济效果可想而知。首先,晚清的改革开放不能像今天那样靠制造业出口来发展中国经济,即使抛开技术的局限性,晚清没有足够强大的海军为其外贸提供支持。于是,洋务运动的重点之一是发展军力,但是在没有经济实力的情况下,军力发展又从何谈起?这样一来就进入了一个熟悉的怪圈:无军力则没法开展外贸,无外贸又使自然资源相对缺乏的中国难以发展经济实力,无经济实力又反过来使军力无法增强。虽然外贸不是发展经济的唯一途径,但过去200年里强大起来的国家,每个都与外贸息息相关。另一个意义重大的变化是,到1900年左右,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派遣学法律出身的人做外交官。这在美国和拉美国家并非新鲜事,但对欧洲国家而言,外交官的选拔历来以家庭出身与个人财富而定。但到了19世纪末,欧洲国家也开始注重选用有法律背景的人做外交官。这在很大程度上为外交政策与外交文化更注重法律和程序规则创造了条件,也直接促进了国际法的发展并增强了其重要性,对国际秩序的“法律化”贡献甚大。赛琳娜粉衣长裙亮相气色好 修身剪裁勾勒傲人身材9张ju11net九州体育在今天讨论公司债务时,我们一般认为,如果一个公司资不抵债,那么该公司可进入破产程序,要么由债主把公司合并掉,公司归债主;要么将公司的资产拍卖清仓,把拍卖所得给债主;还有一种可能就是在债主的主导下,将公司管理层换掉并对其业务模式进行重组。可是,当债权方是外国人或外国公司,而欠债方是另一主权国的政府或者公司时,以上所述的任何一种对坏债的处置方式都行不通。因为一方面在20世纪之前没有成形的、公认的国际法,没有国际法庭;另一方面这些债务方国家又总会以主权为由作抗辩。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不形成某种强制性的跨国合约、债务和产权的执行机制,跨国借贷、跨国投资、跨国贸易就无法进行。

那些年代的技术条件限制了各国之间的往来。在那种环境下,国际贸易纠纷、海外产权纠纷的解决方式也很简单:用武力。那时并无正式的国际法可言。虽然伦敦、阿姆斯特丹、纽约到1800年都已经有了股市,但股票投资还不成气候,因此那时候的海外产权主要以两种形式体现:海外直接投资项目和债务。保护海外产权的方式也主要有两种:要么投资者自己有军队,要么由投资者所在国的政府派军队去夺回产权。按照荷兰东印度公司的调查,18世纪中叶,北京人1年的吃、住、行大约需要7.9两银子。也就是说,4937万两银子相当于626万人1年的生活费。最后,不仅收入的“量”有巨变,而且在生活内容和品质上也有巨变。乾隆时期普通人的消费开支中,75%的钱都花在食物上,这是为了生存、填饱肚子,等于一天忙到晚就是为了活下去。而今天北京人的消费中,只有30.5%花在吃上面。更何况,今天许多消费品是240年前所没有的,比如手机、自行车、汽车、火车、飞机、电脑、电灯、电视,等等。当年,在全中国,乾隆皇帝可能生活得最舒适,但再怎么舒适,在夏天他没有空调,在冬天没有中央暖气。即使有8个人、16个人给他抬轿子,也远比不上今天坐轿车那么平稳。虽然因为可以花钱的项目和内容比乾隆时期、民国时期、“文革”时期都多了,让我们总感觉钱不够,总还有更多生活内容需要钱,但有这么多新选择、新生活内容,这本身也证明了资本全球化的奇迹,生活更好了,在追求更高境界,这本身就是进步。人生除了温饱之外,还有更多、更新、更广阔的物质和非物质的生活体验。恰恰是由于这些前所未有的物质和非物质的人生体验,不只是施正荣,而且还有我们中间的许许多多人,比乾隆皇帝过得更有意义。

一系列金融创新看起来很不相关、很偶然,但一个共同的目的是让消费者更好地配置一生中不同年龄时段的消费水平。这当然为金融公司和创业者提供了商机,但更重要的是其对美国整体经济的贡献,使美国的房贷余额从1950年的730亿美元,猛增到2002年底的6万多亿美元(图2–4),约占美国GDP的60%(相比之下,2002年中国的房贷余额占GDP的8%,因此潜在的增长空间还很大)。在这些住房贷款和金融创新成功故事的背后是越来越多的美国家庭拥有自己的房屋,1940年时美国44%的家庭有自己的房子(图2–5),到1970年时63%的家庭有自家房,现在这个比例上升到70%左右,不仅如此,许多家庭还有多于一栋的住房。虽然因为可以花钱的项目和内容比乾隆时期、民国时期、“文革”时期都多了,让我们总感觉钱不够,总还有更多生活内容需要钱,但有这么多新选择、新生活内容,这本身也证明了资本全球化的奇迹,生活更好了,在追求更高境界,这本身就是进步。人生除了温饱之外,还有更多、更新、更广阔的物质和非物质的生活体验。恰恰是由于这些前所未有的物质和非物质的人生体验,不只是施正荣,而且还有我们中间的许许多多人,比乾隆皇帝过得更有意义。以当年海洋贸易最有代表性的公司—英国东印度公司为例,该公司成立于1600年12月,其宗旨是从事印度洋和大西洋贸易。从一开始,东印度公司的贸易船只都有重兵压阵,在当时没有任何国际法、国际法院,也没有多国公认的“国际惯例”,跨国贸易公司的利益都只能由“枪杆子”打出来,并由“枪杆子”来保护。在最多的时候,东印度公司自己拥有一支26万人的军队(包括海军和陆军),大约是英国皇家军队的两倍。其他诸如“弗吉尼亚公司”、“麻省公司”等也都有自己的军队。这些军队的作用一方面是为海运护航,甚至用军队帮助强行开辟新的市场,另一方面为公司在海外的工厂等产权作保卫。从表面看,好像过去二十几年的“改革开放”、市场化发展只是让少数人受益。但实际上,在中国创造出像施正荣这样的亿万富翁的同时,他们的财富创造过程也是给更多大众创造就业机会、收入机会的过程,通过价值链、产业链上的一环一环,将财富和收入传送到社会的方方面面。这就是过去二十几年里社会底层的真实收入也增长了许多倍的原因。

今天,人类创造财富的能力的确是史无前例的高。按照经济史学家AngusMaddison的估算,从公元元年到1880年,世界人均GDP从444美元(以1990年的美元为基准)到900美元,花了1880年才翻了1倍;而从1880年到1998年的短短118年里,世界人均GDP却翻了5倍多,从900美元上升到5800美元。中国的经历也类似,从公元元年到1880年间,中国人均GDP从450美元上升到530美元,近2000年没变!尽管从那以后中国社会动乱不断,但随着晚清洋务运动的深入以及资本全球化对中国的渗透,1978年之后的改革开放,工业化、全球化发展潮流给中国也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到1998年人均GDP上升到近3200美元(以实际购买力为准),也翻了近5倍。关于制度机制对财富创造的影响,已有许多学者作过论述,中国过去150多年的风风雨雨也足以说明这一道理。就这一点,中国的财富大师王永庆的一席话非常值得我们深思,他说:“一根火柴棒价值不到一毛钱,一栋房子价值数百万;但是一根火柴棒却可以摧毁一栋房子。可见微不足道的潜在破坏力,一旦发作起来,其攻坚灭顶的力量,无物能御。”当然,制度机制对财富的作用不只是负面的,良性的制度机制可以最大限度地激励财富创造。ju11net九州体育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把住房贷款期限延长到30年,这一变化也给信贷银行带来了利率风险问题,因为到1981年推出浮动利率住房贷款之前,居民房贷都是固定利率贷款(证券)。当贷款期限为30年时,这种固定利率特点就成为大问题。道理很简单,银行的钱是存户的,它必须付给存户们利息,这种利息对银行是成本;银行拿存户的钱贷给居民,居民付给银行的房贷利率则是银行的收入。换句话说,由于客户存款往往是短期存款,那么实际上银行是拿客户的短期存款以30年固定利率的形式贷给居民,使客户存款与贷出去的房贷在期限上存在重大差别,这种差别使银行承担过多的破产风险。比如,如果张三在1971年贷下20万美元的住房贷款,如果那时30年期限的固定利率为6%,也就是从1971~2001年间的年利率被固定在6%。可是,在银行贷出这笔钱之后,到1981年美国的银行短期存款利息高达16%。这样一来,银行付出的利息是16%,而从早期贷出去的30年固定利率房贷上得到的利息收入却只有6%,因此银行要亏损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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